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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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戛纳
阳光明媚，人们在小十字大道散步，身上都没有穿外套。泛着蓝紫色的艾斯特尔酒店映衬着蔚蓝的大海，路上的棕榈树格外显眼，海上白色的帆船像是悬挂在天际一般。
我坚持让妻子和杰拉尔丁·菲利波一起出去，她们是在我们来到卡尔顿宾馆的大厅里碰见的，两个人已经很多年没见了。维维亚娜认识她应该是在认识我之前，两个人一见面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我会把所发生的一切按条理记下来，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我眼前就有一本日历，所以我不用回忆日期。这几张纸跟之前的纸张大小不一样，因为我是用宾馆提供的纸写的。
我刚刚重新看了一遍十二月十九日我在办公室里记的日记，那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需要费些工夫才能让自己相信，我现在正在过的圣诞节正是上个星期日我跟伊薇特走在巴黎大街上看到人们热火朝天准备过的那个圣诞节。
星期一早晨，我让人给伊薇特送去玫瑰花。这一次，我特意确认鲜花确实送到了她的手里。当我中午过去并吻她脸颊时，她表现得很感动。以前我从来没想到往家里给她送花，我只在咖啡厅或是露天咖啡座送过她花，而且送的几乎都是紫罗兰。
“你知道吗，你把我当贵妇人来对待了，”她说道，“快来看看，它们多漂亮啊。”
我整个下午都是在法院度过的。我答应维维亚娜早一点回去。因为我们那天晚上要在家里举办所谓律师公会晚宴。这顿晚宴每年都会在律师公会中资历最深的几个律师家里举行。
我想先从法院去奥尔良码头，然后再回家，但只上去待一小会儿。通过连接西岱岛和圣路易岛的桥时，我看了公寓的窗户一眼。看上去跟往常不太一样。窗户都呈现出桃红色，我记得当时它给我一种家的舒适和甜蜜，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适合两人生活的好地方。在岸边散步的情侣歪斜着身子，因为他们相互揽着腰支撑着对方。他们应该有时会看一眼这栋公寓的窗户，然后感慨：
“以后等我们……”
我没拿钥匙开门，因为听到我在楼梯上的脚步声，让尼就来给我开门了，我明白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
“她病了吗？”
让尼跟着我穿过门厅，问我：“您没有看到她吗？”
“没有，她出去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出去将近三个小时了。”
“没说她去哪儿？”
“只是说想出去转一圈。”
当时是晚上七点半。伊薇特搬到奥尔良码头之后，还没有这么晚回家过。
“或许她去买东西了？”让尼继续说道。
“她说了？”
“没明确说，但是她把昨天在橱窗里看到的东西都给我描述了一遍。说不定过会儿她就回来了。”
我知道她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也不信。
“她是突然想出门的吗？”
“是的。”
“之前接到过什么电话吗？”
“没有。电话一整天都没有响过。”
“她状态怎么样？”
让尼不想跟我坦白这一点，她害怕说了会出卖伊薇特。
“您想让我给您倒点喝的吗？”
“不用。”
我一下子瘫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但是并没有坐很长时间，因为我根本坐不住。
“您是想让我留在这儿，还是让您一个人待着？”
“她没有提到马泽蒂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已经很长时间没提过了。”
“她说起他时，表现出思念之情了吗？”
让尼说没有，但是我感觉她并未说实话。
“别想了，先生。她会回来的……”
八点钟时，她没有回来。八点半时，还没有。电话铃响时，我冲了过去。是维维亚娜。
“你忘了有四个人要来用晚餐？”
“我不回去了。”
“你说什么？”
“我不回家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让我现在换衣服陪公会会长、同行以及他们的妻子吃饭，我做不到。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你不想跟我说？”
“不想。替我向他们致歉，无论编个什么借口，告诉他们我可能会晚一些到。”
我想了所有的可能性，对伊薇特来说，什么都可能发生，也许她现在正跟一个中午还不认识的男人一起在宾馆里。她住在彭蒂厄路的公寓时，这种事时有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她表现得不一样了，像另外一个女孩，但这种变化只是暂时性的。
让尼想过这些吗？她竭尽全力让我放松，叫我不要反应过度。最后我终于被她说服，想要喝杯威士忌。她说的有道理。
“您不要怨她。”
“我不怨她。”
“这不是她的错。”
她也在想马泽蒂。伊薇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即使有段时间她对他毫无兴趣。但节日将近，关于他的回忆重新袭来。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昨天晚上在星期天的人群中遇到马泽蒂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她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们与其他上百对情侣和男人擦肩而过，也许其中只要有一个长得像他，勾起她的回忆就足够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所措。
马泽蒂还不知道她要当妈妈了……难道她跑去雅瓦尔码头跟他说这件事了？
每次只要一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跟让尼两个人都会哆嗦一下。但是从来没有哪阵脚步是在我们这一层楼停下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仔细听过屋外面的声音。
“您为什么不去您的晚餐盛宴？”
“做不到。”
“它会帮助您暂时忘记这件事。您在这里只是受折磨。我向您保证她一回来我就电话通知您。”
近十点时，妻子又来电话了。
“他们都在客厅里。我躲出来一小会儿。你最好把真相告诉我。”
“我不知道真相。”
“她不是生病了吧？”
“没有。”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她不见了？”
电话两边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希望没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
十一点钟。让尼试图让我吃点东西，但徒劳。我吃不下，只是喝了两三杯酒，我没有数。我不敢打电话报警，害怕警铃响起之后真相也许就没那么简单。
“她从来没跟你说过他的地址吗？”
“马泽蒂吗？没有。我只知道他住在雅瓦尔码头旁边。”
“也没说宾馆的名字？”
“没有。”
我想到去找马泽蒂住的宾馆，但是又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我知道那个街区，但是我需要一家宾馆一家宾馆问，但他们不会告诉我的。
十二点十分时，维维亚娜又打来电话，我讨厌她每次都给我错误的希望。
“一无所获？”
“是的。”
“他们刚刚离开。”
我挂了电话之后，突然抓起大衣和帽子，往门外走去。
“您去哪儿啊？”
“去确认一下她没发生什么事。”
这跟打电话报警不是一回事。我穿过巴黎圣母院广场，从后面进入警察局的院子，只有几扇窗户里亮着灯。走廊里没有人，两个男人在我经过时回头看了看我，然后我推开警局救援中心办公室的门。一个听上去心情不错的声音传来：
“哎呦！是高毕罗先生光顾。不是有什么案件发生吧？”
说话的是格里泽，一个我认识很久的警官。他过来跟我握手。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就他们三个人，电话总台上有上百个小孔，时不时电话一来，墙上的巴黎地图上就会有亮光显示。
其中一个人把电话插头安到一个小孔中。
“圣维克托街区？科隆巴尼，是你吗？你们的车刚出门。严重吗？不严重？群架？好。”
巴黎的所有社会新闻都会达到这里，这里的三个人抽着烟斗或是香烟，还有一个正在用酒精炉准备咖啡。
我记起很久之前的一个早上，那天我累得快晕倒了。我正在穿衣服时，伊薇特说要买一个酒精炉。
“您要不要来杯咖啡，先生？”
这不是我第一次拜访他们，但他们很纳闷我这次是来干什么。
“您能不能让我用一下您的电话？”
“您用这台吧。可以直接拨出去。”
我按下奥尔良码头公寓的电话号码。
“是我。没有消息？”
当然。我走近格里泽。他的小胡子刚刚修剪过，因为长时间吸烟，上面留下了一个深暗的圈。
“您有没有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车祸记录，别管是什么事，您这有没有？”
“我换班以来是没有。请您等一下。”
他翻阅一本黑色封面记录本的记录。
“叫什么名字？”
“伊薇特·莫代。”
“没有。我看到有一个贝尔塔·科斯特曼维，在公共车道上晕倒了，已经被送到医院。但这是个比利时人，现年三十九岁。”
他并没有问我问题。我窥探着巴黎地图上亮起的小灯，尤其是雅瓦尔社区所在的第十五区。
我想到给雪铁龙工厂打电话，但是办公室已经下班，车间也不会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即使他们告诉我有个马泽蒂正在工作，我就能完全放心吗？这能意味着什么？
“你好！格朗德·嘉禾艾，警察局！您那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发生的？好的……我给您叫救护车……”
他转向我。
“这不是个女人，是个北非男人，被捅了几刀。”
我坐在一张桌子旁，两只腿耷拉着，帽子被我推到后面。我喝着他们给我端来的咖啡，实在坐不住了，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是什么样的女孩？”格里泽问道，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帮我。
我应该怎样回答他，怎样描述伊薇特？
“她二十岁，但是看着不像。她长得很小，很瘦，穿着一件海狸毛皮大衣，梳着马尾辫。”
我又给让尼打了一次电话。
“还是我。”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我这就回去了。”
我不能表现出不耐烦，尤其是在这里。看着奥尔良码头的红灯每五分钟亮一次，情况会更糟糕。他们都领会了我的意思。格里泽向我保证说：“一旦有什么新情况，我就给您去电话。您在家吗？”
“不。”
我给他写下奥尔良码头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把那天晚上详详细细地描述一遍又有什么用呢？让尼给我开了门。那晚我们两个都没有睡，也没有脱衣服，两个人都待在客厅里，每人一个沙发，看着电话，每次听到有出租车从窗户下经过就会跳起来。
我中午是怎么离开伊薇特的？我努力回忆，却回忆不起来。我想回忆她最后的眼神，好像这个眼神也许会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我们看着天慢慢变亮。期间，让尼睡着了两次，我或许也是这样，但是记不起来了。八点钟，让尼正在准备咖啡，我透过窗户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怀里抱着一沓报纸，我动了买报纸的念头。报纸上也许会有伊薇特的消息？
让尼从我的肩膀上面看着报纸的各个版面。
“没有。”
这时，博尔德纳夫给我来电话了。
“您没忘记在十点钟跟土木工程部部长有个约会吧？”
“我不去了。”
“那其他的呢？”
“你负责解决吧。”
真是讽刺，关于伊薇特消息的那个电话居然不是我接的，而是让尼。
“请等一下。他在这儿，是的。我给您叫他。”
我用眼神问她是谁，然而我明白了她准备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刚刚拿过电话筒，就听到她在我身后开始抽噎。
“我是高毕罗。”
“先生，我是狄沛警官，夜班同事让我通知您，如果……”
“是的。发生了什么？”
“您说的是伊薇特·莫代是吧？二十岁，出生在里昂。去年……”“是她。”
我一动不动，不能呼吸。
“她被杀了，昨天晚上，在雅瓦尔码头的维尔纳旅馆里被人用刀捅死了。凶手在街区游荡了几个小时之后，刚刚到拉科代尔路上的警察局自首。警察局已经派车去了案发现场，在凶手说的那个房间里发现了死者的尸体。凶手是个操作工，名叫马泽蒂，他已经全部招认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剩下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各大报纸还在报道谈论，而我的名字也以粗体字出现在头版头条。其实我本来可以阻止的。我的同行卢恰尼负责为马泽蒂辩护，他给我打电话。马泽蒂对于法院要怎样判决他一点也不在乎，只是在预审法官给他的人名清单上，第一个就点出了我那个像意大利文的名字。卢恰尼打电话来，是想知道他要不要努力不让外界知道我也牵扯其中。我回答说不用。
警察找到伊薇特的尸体时，她是裸着的，左胸下面有道伤口。她躺在一张狭窄的小铁床上。我也去了那里。我在她被抬走前看到了她。就是那种楼梯上到处都是让她害怕的男人的旅馆。
我见到了马泽蒂，我们两个人互相看着彼此。是我先转移了视线，我在他脸上没看到一丝内疚的痕迹。
不管是对警察、预审法官，还是律师，他只是重复着这几句话：
“她来了。我恳请她留下，但她想离开，我阻止了她。”
所以，她是想再回奥尔良码头的。
原来，之前她就一心想要去那里。警察在那发现了一件手织挪威厚羊毛套衫，还有一件男士套衫，跟她的一样。应该是给他的圣诞节礼物吧。带着商店名字的硬纸包装盒放在床底下。
我跟让尼两个人把她埋葬了。我们给她的家人发了传真，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能显示她的家人还在世的迹象。
“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物？”
我对让尼说我也不知道，她如果想要就留着吧。
我跟预审法官面谈了一次，告诉他我想做马泽蒂的辩护律师，但是没能成功，所以我会出庭为他作证。这让他很吃惊。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都不能理解我，维维亚娜也是这样。
我从葬礼回去之后，维维亚娜毫无希望地问我：
“你不觉得你离开巴黎几天对你比较好吗？”
我说是。
“你想去哪儿？”她继续追问道，这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她很吃惊。
“你没有在戛纳定宾馆吗？”
“你决定什么时候出发？”
“一有火车就去。”
“今天晚上？”
“可以。”
我甚至都不恨她。她在我身边或是不在，她说话或是沉默，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她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掌控我们两个的命运，这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因为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不幸时刻……”我把这几个字写在一个地方。
我会把这本日记文件寄给同行卢恰尼，或许他可以从中找到什么信息，能让法官宣布马泽蒂无罪。不管怎样，我希望法庭不会对他作出太重的判决。
而我将继续为那些十恶不赦的恶棍辩护。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戛纳
阳光明媚，人们在小十字大道散步，身上都没有穿外套。泛着蓝紫色的艾斯特尔酒店映衬着蔚蓝的大海，路上的棕榈树格外显眼，海上白色的帆船像是悬挂在天际一般。
我坚持让妻子和杰拉尔丁·菲利波一起出去，她们是在我们来到卡尔顿宾馆的大厅里碰见的，两个人已经很多年没见了。维维亚娜认识她应该是在认识我之前，两个人一见面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我会把所发生的一切按条理记下来，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我眼前就有一本日历，所以我不用回忆日期。这几张纸跟之前的纸张大小不一样，因为我是用宾馆提供的纸写的。
我刚刚重新看了一遍十二月十九日我在办公室里记的日记，那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需要费些工夫才能让自己相信，我现在正在过的圣诞节正是上个星期日我跟伊薇特走在巴黎大街上看到人们热火朝天准备过的那个圣诞节。
星期一早晨，我让人给伊薇特送去玫瑰花。这一次，我特意确认鲜花确实送到了她的手里。当我中午过去并吻她脸颊时，她表现得很感动。以前我从来没想到往家里给她送花，我只在咖啡厅或是露天咖啡座送过她花，而且送的几乎都是紫罗兰。
“你知道吗，你把我当贵妇人来对待了，”她说道，“快来看看，它们多漂亮啊。”
我整个下午都是在法院度过的。我答应维维亚娜早一点回去。因为我们那天晚上要在家里举办所谓律师公会晚宴。这顿晚宴每年都会在律师公会中资历最深的几个律师家里举行。
我想先从法院去奥尔良码头，然后再回家，但只上去待一小会儿。通过连接西岱岛和圣路易岛的桥时，我看了公寓的窗户一眼。看上去跟往常不太一样。窗户都呈现出桃红色，我记得当时它给我一种家的舒适和甜蜜，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适合两人生活的好地方。在岸边散步的情侣歪斜着身子，因为他们相互揽着腰支撑着对方。他们应该有时会看一眼这栋公寓的窗户，然后感慨：
“以后等我们……”
我没拿钥匙开门，因为听到我在楼梯上的脚步声，让尼就来给我开门了，我明白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
“她病了吗？”
让尼跟着我穿过门厅，问我：“您没有看到她吗？”
“没有，她出去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出去将近三个小时了。”
“没说她去哪儿？”
“只是说想出去转一圈。”
当时是晚上七点半。伊薇特搬到奥尔良码头之后，还没有这么晚回家过。
“或许她去买东西了？”让尼继续说道。
“她说了？”
“没明确说，但是她把昨天在橱窗里看到的东西都给我描述了一遍。说不定过会儿她就回来了。”
我知道她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也不信。
“她是突然想出门的吗？”
“是的。”
“之前接到过什么电话吗？”
“没有。电话一整天都没有响过。”
“她状态怎么样？”
让尼不想跟我坦白这一点，她害怕说了会出卖伊薇特。
“您想让我给您倒点喝的吗？”
“不用。”
我一下子瘫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但是并没有坐很长时间，因为我根本坐不住。
“您是想让我留在这儿，还是让您一个人待着？”
“她没有提到马泽蒂吗？”
“没有。”
“从来没有？”
“已经很长时间没提过了。”
“她说起他时，表现出思念之情了吗？”
让尼说没有，但是我感觉她并未说实话。
“别想了，先生。她会回来的……”
八点钟时，她没有回来。八点半时，还没有。电话铃响时，我冲了过去。是维维亚娜。
“你忘了有四个人要来用晚餐？”
“我不回去了。”
“你说什么？”
“我不回家了。”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让我现在换衣服陪公会会长、同行以及他们的妻子吃饭，我做不到。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你不想跟我说？”
“不想。替我向他们致歉，无论编个什么借口，告诉他们我可能会晚一些到。”
我想了所有的可能性，对伊薇特来说，什么都可能发生，也许她现在正跟一个中午还不认识的男人一起在宾馆里。她住在彭蒂厄路的公寓时，这种事时有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她表现得不一样了，像另外一个女孩，但这种变化只是暂时性的。
让尼想过这些吗？她竭尽全力让我放松，叫我不要反应过度。最后我终于被她说服，想要喝杯威士忌。她说的有道理。
“您不要怨她。”
“我不怨她。”
“这不是她的错。”
她也在想马泽蒂。伊薇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即使有段时间她对他毫无兴趣。但节日将近，关于他的回忆重新袭来。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昨天晚上在星期天的人群中遇到马泽蒂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她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是我们与其他上百对情侣和男人擦肩而过，也许其中只要有一个长得像他，勾起她的回忆就足够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所措。
马泽蒂还不知道她要当妈妈了……难道她跑去雅瓦尔码头跟他说这件事了？
每次只要一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跟让尼两个人都会哆嗦一下。但是从来没有哪阵脚步是在我们这一层楼停下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仔细听过屋外面的声音。
“您为什么不去您的晚餐盛宴？”
“做不到。”
“它会帮助您暂时忘记这件事。您在这里只是受折磨。我向您保证她一回来我就电话通知您。”
近十点时，妻子又来电话了。
“他们都在客厅里。我躲出来一小会儿。你最好把真相告诉我。”
“我不知道真相。”
“她不是生病了吧？”
“没有。”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她不见了？”
电话两边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希望没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
十一点钟。让尼试图让我吃点东西，但徒劳。我吃不下，只是喝了两三杯酒，我没有数。我不敢打电话报警，害怕警铃响起之后真相也许就没那么简单。
“她从来没跟你说过他的地址吗？”
“马泽蒂吗？没有。我只知道他住在雅瓦尔码头旁边。”
“也没说宾馆的名字？”
“没有。”
我想到去找马泽蒂住的宾馆，但是又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我知道那个街区，但是我需要一家宾馆一家宾馆问，但他们不会告诉我的。
十二点十分时，维维亚娜又打来电话，我讨厌她每次都给我错误的希望。
“一无所获？”
“是的。”
“他们刚刚离开。”
我挂了电话之后，突然抓起大衣和帽子，往门外走去。
“您去哪儿啊？”
“去确认一下她没发生什么事。”
这跟打电话报警不是一回事。我穿过巴黎圣母院广场，从后面进入警察局的院子，只有几扇窗户里亮着灯。走廊里没有人，两个男人在我经过时回头看了看我，然后我推开警局救援中心办公室的门。一个听上去心情不错的声音传来：
“哎呦！是高毕罗先生光顾。不是有什么案件发生吧？”
说话的是格里泽，一个我认识很久的警官。他过来跟我握手。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就他们三个人，电话总台上有上百个小孔，时不时电话一来，墙上的巴黎地图上就会有亮光显示。
其中一个人把电话插头安到一个小孔中。
“圣维克托街区？科隆巴尼，是你吗？你们的车刚出门。严重吗？不严重？群架？好。”
巴黎的所有社会新闻都会达到这里，这里的三个人抽着烟斗或是香烟，还有一个正在用酒精炉准备咖啡。
我记起很久之前的一个早上，那天我累得快晕倒了。我正在穿衣服时，伊薇特说要买一个酒精炉。
“您要不要来杯咖啡，先生？”
这不是我第一次拜访他们，但他们很纳闷我这次是来干什么。
“您能不能让我用一下您的电话？”
“您用这台吧。可以直接拨出去。”
我按下奥尔良码头公寓的电话号码。
“是我。没有消息？”
当然。我走近格里泽。他的小胡子刚刚修剪过，因为长时间吸烟，上面留下了一个深暗的圈。
“您有没有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车祸记录，别管是什么事，您这有没有？”
“我换班以来是没有。请您等一下。”
他翻阅一本黑色封面记录本的记录。
“叫什么名字？”
“伊薇特·莫代。”
“没有。我看到有一个贝尔塔·科斯特曼维，在公共车道上晕倒了，已经被送到医院。但这是个比利时人，现年三十九岁。”
他并没有问我问题。我窥探着巴黎地图上亮起的小灯，尤其是雅瓦尔社区所在的第十五区。
我想到给雪铁龙工厂打电话，但是办公室已经下班，车间也不会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即使他们告诉我有个马泽蒂正在工作，我就能完全放心吗？这能意味着什么？
“你好！格朗德·嘉禾艾，警察局！您那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发生的？好的……我给您叫救护车……”
他转向我。
“这不是个女人，是个北非男人，被捅了几刀。”
我坐在一张桌子旁，两只腿耷拉着，帽子被我推到后面。我喝着他们给我端来的咖啡，实在坐不住了，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是什么样的女孩？”格里泽问道，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帮我。
我应该怎样回答他，怎样描述伊薇特？
“她二十岁，但是看着不像。她长得很小，很瘦，穿着一件海狸毛皮大衣，梳着马尾辫。”
我又给让尼打了一次电话。
“还是我。”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我这就回去了。”
我不能表现出不耐烦，尤其是在这里。看着奥尔良码头的红灯每五分钟亮一次，情况会更糟糕。他们都领会了我的意思。格里泽向我保证说：“一旦有什么新情况，我就给您去电话。您在家吗？”
“不。”
我给他写下奥尔良码头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把那天晚上详详细细地描述一遍又有什么用呢？让尼给我开了门。那晚我们两个都没有睡，也没有脱衣服，两个人都待在客厅里，每人一个沙发，看着电话，每次听到有出租车从窗户下经过就会跳起来。
我中午是怎么离开伊薇特的？我努力回忆，却回忆不起来。我想回忆她最后的眼神，好像这个眼神也许会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我们看着天慢慢变亮。期间，让尼睡着了两次，我或许也是这样，但是记不起来了。八点钟，让尼正在准备咖啡，我透过窗户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怀里抱着一沓报纸，我动了买报纸的念头。报纸上也许会有伊薇特的消息？
让尼从我的肩膀上面看着报纸的各个版面。
“没有。”
这时，博尔德纳夫给我来电话了。
“您没忘记在十点钟跟土木工程部部长有个约会吧？”
“我不去了。”
“那其他的呢？”
“你负责解决吧。”
真是讽刺，关于伊薇特消息的那个电话居然不是我接的，而是让尼。
“请等一下。他在这儿，是的。我给您叫他。”
我用眼神问她是谁，然而我明白了她准备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刚刚拿过电话筒，就听到她在我身后开始抽噎。
“我是高毕罗。”
“先生，我是狄沛警官，夜班同事让我通知您，如果……”
“是的。发生了什么？”
“您说的是伊薇特·莫代是吧？二十岁，出生在里昂。去年……”“是她。”
我一动不动，不能呼吸。
“她被杀了，昨天晚上，在雅瓦尔码头的维尔纳旅馆里被人用刀捅死了。凶手在街区游荡了几个小时之后，刚刚到拉科代尔路上的警察局自首。警察局已经派车去了案发现场，在凶手说的那个房间里发现了死者的尸体。凶手是个操作工，名叫马泽蒂，他已经全部招认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剩下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各大报纸还在报道谈论，而我的名字也以粗体字出现在头版头条。其实我本来可以阻止的。我的同行卢恰尼负责为马泽蒂辩护，他给我打电话。马泽蒂对于法院要怎样判决他一点也不在乎，只是在预审法官给他的人名清单上，第一个就点出了我那个像意大利文的名字。卢恰尼打电话来，是想知道他要不要努力不让外界知道我也牵扯其中。我回答说不用。
警察找到伊薇特的尸体时，她是裸着的，左胸下面有道伤口。她躺在一张狭窄的小铁床上。我也去了那里。我在她被抬走前看到了她。就是那种楼梯上到处都是让她害怕的男人的旅馆。
我见到了马泽蒂，我们两个人互相看着彼此。是我先转移了视线，我在他脸上没看到一丝内疚的痕迹。
不管是对警察、预审法官，还是律师，他只是重复着这几句话：
“她来了。我恳请她留下，但她想离开，我阻止了她。”
所以，她是想再回奥尔良码头的。
原来，之前她就一心想要去那里。警察在那发现了一件手织挪威厚羊毛套衫，还有一件男士套衫，跟她的一样。应该是给他的圣诞节礼物吧。带着商店名字的硬纸包装盒放在床底下。
我跟让尼两个人把她埋葬了。我们给她的家人发了传真，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能显示她的家人还在世的迹象。
“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物？”
我对让尼说我也不知道，她如果想要就留着吧。
我跟预审法官面谈了一次，告诉他我想做马泽蒂的辩护律师，但是没能成功，所以我会出庭为他作证。这让他很吃惊。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都不能理解我，维维亚娜也是这样。
我从葬礼回去之后，维维亚娜毫无希望地问我：
“你不觉得你离开巴黎几天对你比较好吗？”
我说是。
“你想去哪儿？”她继续追问道，这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她很吃惊。
“你没有在戛纳定宾馆吗？”
“你决定什么时候出发？”
“一有火车就去。”
“今天晚上？”
“可以。”
我甚至都不恨她。她在我身边或是不在，她说话或是沉默，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她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掌控我们两个的命运，这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因为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不幸时刻……”我把这几个字写在一个地方。
我会把这本日记文件寄给同行卢恰尼，或许他可以从中找到什么信息，能让法官宣布马泽蒂无罪。不管怎样，我希望法庭不会对他作出太重的判决。
而我将继续为那些十恶不赦的恶棍辩护。